今我来思｜付长珍：儒家伦理经典的当代重光

一部人类思想史，一定意义上就是经典的生成与诠释史。经典的时代价值与不朽生命力，正在于以一种文化生命体的姿态汇入了人类思想的长河。阐旧邦以辅新命，思想在对话中被激活，正是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参与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从经典与时代的互动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一、“经典”的内涵与确立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就“经典”二字而言，“经”最初与“纬”相对，指涉织布过程中纵横交错的丝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织布时，“经”占据着主导、定型的作用，引申到社会当中，就用以指称能够占据主导与规范意义的思想文献。而“典”则是“标准”“法则”之意。因此，并不是任何样态的思想文本都可以称之为“经典”。经典的形成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不断地被认识淬厉，在与时代的互动中获得普遍的接受与认可。这种经由历史选择与琢磨，不断丰富凝练而成的思想精华，标志着人类文明特定阶段的心智成熟与智慧高度。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春秋时期用“经”来指称典籍文献，并不常见。至战国时期，“经”逐渐用以指称典籍文献，如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而“经”的其他用法，如《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其中“经”意指根本性的伦理原则。而孟子的“君子反经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以及荀子所说“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同样用“经”表示某种根本性的伦理原则，揭示出行动意义的核心指向。

“经”的这种根本性的伦理原则意义，蕴涵着它所具有的某种普遍性特征。根据现有研究，孔子编纂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早期儒家那里已被赋予了‘经典’的性质并被权威化”。而到汉代，儒家得到统一政权的支持，“经典”的体制化与规模化也随之而来，通过儒生的不断努力，“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最终被确定为国家层面教育与治理的重要典范，关涉人才培养、制度安排、社会教化等领域。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确定为根本性的伦理原则，如《白虎通·五经》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常”即意味着贯穿于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以此表明“经”的内涵。就儒家而言，从“五经”到“十三经”范围扩大的进程中，同样离不开历代知识人的注疏诠释。顾炎武《日知录·十三经注疏》说，“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可见，十三经之名，宋代始得以确立。从传统文献学的“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来看，“经部”即儒家学者的典籍，而其他流派的典籍则多归为子部。“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获得‘经’的示范性，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把它从另外的身份变成‘经’的身份，而是通过解释的途径和渠道，把这种新的意义添加进去。”历代学者的“注疏”作为经典解释的一种传统，对于发展和弘扬儒家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典的确立既根源于自身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力量，也关涉思想文本与制度治理形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经典的形成反映了社会伦理化的过程。

二、问道：经典何为？

经典何以成为经典？从经典承载的文明史意义来看，那些真正参与塑造民族共同体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典籍，才能被判定为文化经典。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具有复合体意义的文化传统，离开它的源头越远，越是澎湃向前，犹如生命洋溢的洪流。先秦伦理经典正是形塑中华民族文明体的精神渊薮，孕育了民族共同体的伦理精神气质，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体系性解释，是生生不息的价值根柢与意义之源。

经典的基本规定性，可以从思想影响力、理论典范性和学术权威性等向度上分别界说。所谓思想影响力，是一种来自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经典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其开放性和现实性。《论语》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展开了伦理生活的可能性，因其本身的开放性面向成就了丰富性和典范性。经典从来都不是教条式的观念，而是向具体经验敞开的，是植根当下面向未来的，我们要在经典之中理解可能性与现实感之间的变迁关系。经典既是思想前行的路标，又是价值世界的坐标。作为思想路标，当我们面对时代难题、人生困惑之际，可以在经典世界中找寻精神向导，给予我们不断思考和发问的思想资源，不断形成新的问题视域。作为价值坐标，则在于经典阅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思想常识的综合性反思，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来锚定我们重新出发的方向。经典是意义的源头活水，给予人类思想一路蜿蜒向前的力量，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正在于其厚重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思想长河中，《大学》《论语》《老子》《庄子》等经典文本正是闪耀其间的智慧明珠，温情熠熠，滋养着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

第一，经典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从经典文本的形成来看，往往具有历史情境的印痕，即经典文本的知识关注、表达方式有其时代特征，体现出经典最初的创作者对于时代问题的探讨，诸如社会制度、人伦关系等问题的反思。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涌现突破期，面对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各自提出重整人间社会秩序的思想方案。然而经典文本并非历史陈迹，也有后世学者通过诠释经典来反思他们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时代问题，如何从经典文本中寻找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启迪，既关乎经典文本的思想限度，也关乎诠释者的解释意图。如果两者能够彼此融通，经典的思想内容就会以开放的姿态在不断诠释中得到升华。因此说，经典既有时代性，又具有超时代性。所谓超时代性，是说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智慧，不仅是历史经验的凝聚，而且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前瞻性，是烛照未来的智慧之光。真正的经典是一切时代的同行者，能够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经典中既有具体时代的历时性特征，又有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

经典能够成为经典，必然有其现实的根基。这不仅体现出思想本身的能动性特质，也表明经典文本的实践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如果缺乏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经典的思想土壤则无从产生，经典的延续也难以维系。经典的思想活力总是关乎时代的性状与经验的样式，正在于对洞察现实境遇的深刻启迪。因而对于经典的传承，也只有不断地回答现实问题，经典中的智慧因子才能与时俱进大放异彩。例如《论语》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展开了伦理生活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历史时间的选择，更是因其本身的现实性与开放性而成就其丰富性。因此，我们需要在经典诠释中更好地理解把握理想性与现实感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经典的典范性与权威性。经典的理论典范性在于它不仅规定了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大致上也规约了理论视野和问题域。我们可以通过黑格尔关于中西经典本质区别的论述，看到经典的理论典范性对学术思想传统与发展方向的影响。如其所述：“希腊人生活在自觉的主体自由和伦理实体的这两领域的恰到好处的中间地带。希腊人也还没有走到主体沉浸于自我，使个人与整体和普遍性的东西割裂开来……在希腊的伦理生活里，个人固然是本身独立自足和自由的，却也还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一般现存的旨趣以及积极内在于当前实际情况的精神自由。按照希腊生活的原则，伦理的普遍原则和个人在内外双方的抽象的自由是处在不受干扰的和谐中的。”这其中，不同经典的理论范式展开了不同为学路径。如果我们从中西不同的文化源头来看，西方经典的理论典范性重在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因此也更注重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倡导与培养。而中国经典文本从一开始，便展开于对现世人生、日常人伦关系的探讨，侧重对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关注，以达到对自我整全人格、德性的培养。由此也影响了中国经典诠释学与西方经典诠释学的不同理论走向，“相对于西方经典诠释学家，中国经典诠释学家更重视实践和践行，道德和德性的培养。在他们看来，理解和解释活动不应是静观的和中立的知识论活动，而应是一种主客观合一的‘为己之学’，他们说‘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这种典范性同时意味着学术的权威性，“权威”并不意味着高高在上，意即我们不应该以一种膜拜的心态面对经典，而是要关注其原发性、生成性的一面。我们应该以开放的立场看待经典，而不能陷入一种庸俗化的解读。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思想文本从最初创作到经过选择而成为经典之后，则成为具有权威意义的学术文献，由此基本奠定了特定学科规模与范式。例如中国两千多年间，历代思想家对于经典文本的注释传统，即形成某一论域中问题的枢纽，从而深刻影响着思想传统与学术内涵的发展，这也正是经典智慧不断展现自身潜力的进程。

第三，经典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典的在地性和超越性创设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空间，古希腊伦理学和先秦儒家伦理学都发端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后世的人类社会。”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称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这种思想范式的提出，是“轴心时代”文明开端的重要标识，奠定了共同体伦理精神演进的基本方向，因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族性情与文化气质。“至今人类依然靠着那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东西生活。每值新的飞跃产生之时，人们都会带着记忆重新回归到那轴心时代，并被它重燃激情。从此之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轴心时代力量的回忆以及复苏——复兴——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振奋。对这一开端的回归乃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件。”一个民族共同体早期的经典，通常凝结着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图腾与辐射之源。经典所表达的思想立场往往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思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具独特性。而“文”本身具有处于关系与规则中的意义，后引申为“文字、文辞”。“化”主要指向教化、培育等义。文化既是人类社会的总体遗产，也是民族生活的不同样法，是源自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包括知识、思想、道德、信仰、语言、风俗、制度等多维要素。经典作为民族的精神性文化形态，是在历史文化选择与更新中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以“智慧”的形式连缀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就世界诸多文化分布来看，存在着道德性文化、宗教性文化与科学性文化的差异。中国历代对儒家经典的推重，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色和思维逻辑。

就民族间性而言，民族文化精神的差异往往与哲学经典的风格传统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经典注重形而上学和理论思辨，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批判精神，也奠定了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价值观。由此而言，经典之间的对话构成了融通文化民族间性的有效方式。以全球格局来看，作为彰显民族传统的智慧宝库，经典文本无疑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特征，同时也必然关涉人类的普遍性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倡导从比较式对话走向合作式对话，不断创新经典诠释与思想传统之间的异域对话。在对中国伦理经典的分析性重建中，西方伦理经典更多是我们思考自身问题的参照系，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始终葆有民族主体性与文化生命力。

对于经典特性的反思，蕴含着经典的双重意义。首先是经典对于个体的意义，主要在于进学与成德。在经典研习中，通过理解思想家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来促进我们对他人与社会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学问知识逐步深化，而且对于个人道德而言，也是涵养切己的过程。如宋儒程颐说：“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其次是经典对于社会的意义，反思经典有助于从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通过阅读多学科、多领域的经典，在理解传统社会、反思人类文化的多元价值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延续与创新。如果古代的经典文献被束之高阁，也就失去它本有的意义。经典兼具地方性知识与人类文明普遍意义，博大精深的经典文脉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价值根柢和精神家园。

三、经典诠释：重建意义与生活世界

经典的生成与诠释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长程。经典诠释首先是提问者的历史，通过设置议题的方式，提供理解人类社会的多元化思考进路。在中国思想家那里，王中江解释说，“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不断地诠释经典；中国古代哲学家建立学说和立论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是‘引经据典’”。因而，我们对中国伦理经典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弘扬，既需要反思经典中的常设议题，又需要运用不同的诠释方法来参与这项事业，建立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内在精神联系，所谓“道不远人”应是我们对待经典的基本立场。

在经典诠释方面，徐复观认为，治思想史重在以问题为中心，没有问题的思想不是思想。在《治思想史的方法问题》一文中讲到，思想史研究可分为两步工作：第一，从字、词、句、章到通一书之义，即从局部积累到全体；第二，反过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而这两步工作转移的最大关键在于，从第一步中“归纳出若干可靠的概念”，即某种宗旨。徐复观强调，“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引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走向思想的综合，再由思想的综合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典才会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时代之中。读先贤书就是在与先贤对话，如此才能达到“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的真境界。傅伟勋也曾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谓”），即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本来应当说出什么、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以此表明经典诠释的重要工作不在于仅仅传递知识，更在于研究者的综合性理解与体会，以及从中受到的思维方式与学术规范的训练，由此达到的更高意义上对于经典文本的把握。由于视域融合的无限性，并不存在纯客观的、最好的解释。作为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诠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生成性。伽达默尔认为，“我们要对任何文本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个具体的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表明要想达到对文本的理解，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需要明确具体的语境和情境。例如对《论语》的诠释中，我们强调“时”的重要性以及历史的场域。“诠释学本身就是一门现实的实践的学问，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效果’（Wirkung）。……效果历史意识乃具有开放性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本文的意义，而这种问题视域必然包含着对问题的可能回答。”伽达默尔这种强调历史意识而非理论化甚至唯理论化的做法，对于中国经典诠释研究格外值得反思和借鉴。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其中即蕴含着深沉的寻根意识和历史观照。在诠释学方法问题上，汤一介认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自觉地把中国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由此，他主张建立中国经典的解释学——一种借助西方诠释学理论，做中国经典理论阐释的方法论创新路向。

经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把握思想文化演进的精神链条，重建经典世界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关联。为此，对于经典文本的当代诠释，大致包括以下关键环节。首先，需要对经典有“同情地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也就是说研究者要以同情者的态度来对待经典；第二步，需要有“理性的批判”，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意味着经典研习需要经过理性的审慎反思，澄清思想的前提与问题的边界；第三步，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反思”，这是一种由“通过”到“超过”的过程；第四步，需要进行“分析的重建”，即将弥散在中国伦理经典各个篇章中的观点进行明朗化、命题化、理论化处理，用更为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进而不断揭示经典文本中的问题与意义，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哲学、儒家伦理学的自我反思，进而自觉地参与到“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进程当中。伽达默尔曾指出“我们要对任何文本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个具体的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若要达成对文本的真正理解，我们就要把经典作为思想富矿，从中提炼开掘出经典对当代的可能价值。这里实则涉及我们要以何种方式来拥有经典。经典虽然无法给予我们关于具体问题的样板和答案，却可以提供精神引领和思维方式。借用郁振华教授的说法，对待传统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牢笼式的拥有，二是博物馆式的拥有，三是作坊式的拥有。牢笼式的拥有与博物馆式的拥有，这两种态度都是被动地接受，把经典当作静态的陈列品，从而缺乏主动反思与创新精神，因而是特别需要警醒与防范的。与之相反，我们提倡以一种作坊式的态度来拥有传统，反思经典的意义与限度，“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和敏锐想象力，从经典作为意义的渊薮与资源活水的角度作出重新理解、诠释和定位，让经典活在当下，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经典中思想泉眼汩汩，阅读研习方可开拓视界启迪心智。与经典同行，让经典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内化为我们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正是中华文化经典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魂魄，浸润于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与思维方式。经典中蕴含着古今同理，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活力。经典的知识学形态，不仅提升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而且是存有状态的一种开显，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平行于自然世界的意义空间。正是千古流传的经典赋予民族文化丰饶的生命意义，塑造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播撒着人类文明的智慧火种。

总之，经典诠释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经典世界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关联。“我们的经典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注疏之学，也不能偏向于通往西方的格义之学，而应该同时发展出与现代生活经验相关联的诠释之学。”阐明中西文化的不同精神，发掘思想经验对现代人格的塑造功能，不断生成经典诠释的跨文化意义空间，让儒家哲学经典的仁爱智慧在当代人的心灵世界生根，以人文化成天下，形成真正富有中国气质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用现代哲学方法激活新的“经验场”，擘画经典诠释的“一条弧”，一端是历史的训诂的重构解释，一端是当代的义理的创造解释，如此架设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彩虹桥，则需要明智的心灵、观念的领悟和实践的参与。经典的意义与力量，不仅在于其穿越时空的思想魅力，而且在于其回应时代问题的源泉活力，润泽人类心灵常读常新的不朽生命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项目编号：19ZDA03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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